公元前180年12月，刚登基不久的汉文帝刘恒经过慎重考虑，废除了一项自古时传承的一项严法，即“收帑相坐”（“帑”同“孥”，意指妻、子、女儿）。

这项法令的大致意思是，如果有人犯了法律规定的一些罪行，其家中本无罪的父、母、妻、子、女儿，包括同族都要受罚，或被贬为奴婢，或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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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帑”就是贬为奴隶，“相坐”即为株连，典型的一人有罪，全家受苦。

这项律令毫无疑问是严厉的，如果放在现代世界，就是绝对的不人道，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古代，这是比较常见的律令，当时的人们大概也都习惯了。

初登基的汉文帝觉得这项法令太严厉了，想要改一改，就提出了要求，《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

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

不过，汉文帝的想法受到了相关司法部门的集体反对，特别是当时的左、右丞相周勃和陈平也都强烈反对。

他们都认为老百姓不好管理，应该“累其心，重犯法”，维持这项法令比较好。

经过一番争执，在汉文帝强硬的坚持下，大臣们最终还是妥协了，于是，这项法令被废除，史载：“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这对全天下的老百姓是一大利好，也是汉文帝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其时，距离汉文帝坐上帝位不过仅仅三个月，他为何刚登基就搞出这么个大动作？还强硬的不顾群臣反对？

首先是为了稳固皇位。

汉文帝是在诸多刘姓藩王们和朝廷中的重臣们平定“诸吕之乱”后被选定为继任的汉朝皇帝的。

而在整个平定“诸吕之乱”的事件中，汉文帝是没有出哪怕一分力气的，一直躲在封地打酱油，连口号都没有喊上一句，他在明哲保身。

真正出力的是另外几位刘姓藩王，领头的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孙齐王刘襄，还有朱虚侯刘章等人。

按照道理来说，刘襄出力最大，应该是让他来当皇帝，可是周勃、陈平等朝廷重臣们觉得刘襄太强势，不希望他当皇帝。

于是，朝廷重臣们抛弃了刘襄，选了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代王刘恒当了皇帝，也就是汉文帝。

刘襄等刘姓藩王们拼死拼活，出了死力平定“诸吕之乱”，结果，最大的桃子被汉文帝摘走了，人家能服气？

所以，汉文帝虽然登上了帝位，可皇位并不稳固，他需要老百姓的支持，来对抗对他坐上皇位的质疑。

而要想让老百姓支持自己，实行所谓的“仁政”是最好的办法了，这是汉文帝强硬要废除“收帑相坐”的主要政治原因。

其次，汉文帝废除“收帑相坐”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汉朝建立后，内部一直不平静，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一直都在东征西讨，除异姓王，和匈奴作战，战争就没有远离过汉朝。

汉高祖死后，吕后掌权期间，北方的匈奴也没有停止过在边境地区骚扰汉朝，吕后被迫采用和亲的办法去安抚匈奴。

等到吕后死后，又发生了“诸吕之乱”。

可以说，汉朝从建立起就没有安稳过，国家被折腾的够呛，自秦末以来因战乱而崩溃的社会经济体系一直没能恢复过来。

所以，等到汉文帝继位时，当时的汉朝急需修生养息，发展民生和积蓄国力，而不折腾就是汉文帝最主要的执政思想。

这也是汉初的“文景之治”期间，执政的上层喜欢“黄老之术”，喜欢搞“无为而治”的最主要原因，汉朝想要恢复元气，也只能这么办。

汉文帝极力主张废除“收帑相坐”，就是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官僚们都安心，告诉大家，自己会宽刑治国。

汉文帝最终的目的是要稳定内部，方便大家都安心种田搞发展，这也符合当时全天下人们的心愿。

这当然是一项善政，所以后人赞曰：“除帑削谤，政简刑清……千年颂声。”

司马迁更是吹捧说：“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被汉文帝极力主张废除的这项法令在他还执政期间，就又因为某些原因恢复了。

公元前163年，汉文帝执政的第17年，方士 新垣平因装神弄鬼，欺诈汉文帝，事发后被叛大逆不道，然后被夷灭三族。

所以，废除“收帑相坐”的善政，实际上只执行的17年。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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