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的黄河啊，不改混浊容颜，黄土高原的庄稼，年年是瘦弱枯干”……一提起黄土高原，大多数人的印象就如这首歌唱的那样。

曾几何时，黄土高原黄沙漫天，千沟万壑，如今一抹抹绿色缓缓铺开，孕育出勃勃生机，而傅伯杰和他的科研团队便是黄土高原绿色变迁的见证者。

9月2日，2022年度陈嘉庚科学奖和陈嘉庚青年科学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共有6个项目、7位科学家共同获得陈嘉庚科学奖，6位青年科技人才获得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因为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植被与生态恢复等领域的贡献，成为了陈嘉庚科学奖地球科学奖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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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伯杰

黄土地上的坚守

黄土高原横跨我国青、甘、宁、蒙、陕、晋、豫7省区，总面积64万平方公里。几十年来，这里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导致土地肥力减退，农业和经济收益下降，逐渐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黄土高原地貌

在傅伯杰看来，立足黄土高原开展自然地理学研究，必须在当地寻找一个典型的地区进行调研、观测，而他和团队选择的地区就是黄土高原的典型沟壑型农村——羊圈沟。就这样，他们一头扎进了这个小村庄，开始了漫漫科研攻关之路。

20世纪90年代，羊圈沟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断水断电是家常便饭，打电话则要跑到山上空旷的地方找信号。研究初期，野外住宿条件差。傅伯杰从老乡那里租来了两间窑洞，一间住人，另一间则存放仪器设备。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和团队成员们一坚持就是十几年。

为了研究当地的水土流失状况，每当下雨时，老百姓往回跑，傅伯杰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则往山上跑，收集相关科研数据。正是靠着这样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他们以羊圈沟为科研根据地，在小流域尺度上对土壤水分、养分和土壤侵蚀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建立了坡地土壤水分空间分布模型，比较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结构的水土保持效应，为水土流失治理和植被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国内首个较系统的流域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长期观测研究，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瞩目。

傅伯杰（左一）在陕北黄土高原指导学生开展水土保持研究

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把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推向了新的国际研究前沿。报告指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有60%的服务功能在退化，影响了区域和全球的生态安全。

在这一背景下，傅伯杰又带领团队走出羊圈沟，开展了黄土高原南北、东西样带调查，测量了不同地区的降雨量、植被覆盖和固碳、固氮等特点，明晰了影响黄土高原产流产沙和黄河泥沙含量变化的影响因子。

根据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在黄土高原南北、东西样带上降水量不同的地方，存在着种树和种草的分界线。比年均降水530毫米以下更干旱的地方，不适合大范围种树，更适合种草和灌木。而这也为黄土高原的生态恢复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在这一生态建议的指导下，黄土高原的许多荒山秃岭变成了一片“绿海”。

从“玩笑”到热爱

谈起傅伯杰的黄土情缘，他直言这是命运给自己开的玩笑。

1977年国家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他从570余万考生中脱颖而出，被陕西师范大学录取，当时他所报考的专业和地理学完全不搭边，但却因为服从调剂被安排到了地理系。

本科期间，傅伯杰从对地理学一窍不通到逐渐发现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其中的奥秘让他慢慢深陷其中。在此之后，他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本科学业后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后又到英国和比利时做博士后，在地理学领域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1982初年读硕士算起，一晃傅伯杰从事自然地理学研究已经41年。

40多年来，他与团队一起，围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植被与生态恢复等问题展开攻关，在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为水土流失治理和植被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把中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

为了让更多人投身到黄土高原的生态研究中来，傅伯杰倾心培育了大量的青年科研人才。至今，傅伯杰的课题组里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新来的学生都要先去黄土高原上的羊圈沟实验基地锻炼几周，傅伯杰称之为“朝圣”。而正是羊圈沟的实习锻炼，把他的团队打造成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队伍。

傅伯杰（中）在黄土高原指导学生观察生态恢复

如今，65岁的傅伯杰仍旧步履不停，他与团队又把目光对准黄土地上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以期为区域科技、经济发展以及未来地球科学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我只想在人生中，有始有终地做几件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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