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公大墓出土的兽形器座，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绘图/王伟宾

□本报记者 张体义 见习记者 张魏

8月25日将迎来出土百年纪念日的新郑郑公大墓文物，如今收藏在海峡两岸的4座城市5个博物馆当中。经过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两岸文博工作者的努力，2001年这批文物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过“重逢”：同时在两岸出版了繁简两种字体的《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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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莲鹤方壶面世百年”系列融媒报道第五站，采访了河南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李宏，听她讲述20多年前开启的那段合作经历和莲鹤方壶在台“兄弟姐妹”的情况。

1927年，河南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成立，其第一批馆藏文物，就是1923年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等百余件重器。其后陆续有洛阳、安阳殷墟、登封等文物入藏。当时河南博物馆的前辈学者，参与并主持了河南几次大的田野发掘，如在原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参加殷墟第13次发掘，在辉县琉璃阁发掘甲乙二墓等，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拥有大量文物精品的河南博物馆，在全国文博界的地位非凡，而且在国外也深受赞誉。

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河南博物馆选送部分精品至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引起轰动，被誉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自价值论，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尤其是反映商周时代高度发达青铜文明的郑公大墓和辉县甲乙墓器物，更是震惊世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河南博物馆从此走上了辗转数省迁移保护馆藏文物的艰辛历程。经精心挑选的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其中含新郑郑公大墓、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地出土的铜器34箱，还有玉器、三彩陶瓷器、甲骨等，于1937年11月24日西行郑州，南下武汉。1938年10月6日在汉口装船经水路运往重庆。不到1000公里的水路，竟然用了54天，河南博物馆前辈们为保护这批国宝，一年间呕心沥血，辗转数千里，恪尽职守、历尽艰辛。

1949年年底，两架运输机装满了河南古物，一架飞离重庆直达台北松山机场，另一架则因机场跑道被封锁而未能起飞，自此开始了郑公大墓等珍贵文物的隔海相望。

1950年5月4日，河南在台有关人士及台当局代表等逐箱清点38箱河南运台古物，完成“河南博物馆运台文物清册”。在河南同乡会的监管下，这批文物最终入藏台北历史博物馆，成为台北历史博物馆的首批文物。这其中有21件来自郑公大墓，主要有特钟、编钟、牢鼎、虎尊、蟠龙方壶、兽形器座、圆盘等珍贵青铜器。

李宏介绍说，在台河南乡亲极为重视这批文物，成立河南省运台古物监护委员会，为河南在台文物四处奔走呼吁。20世纪90年代，委员会成立了古物清点小组，为使清点资料完整无误，委员会进行多次复核，极为审慎，1997年清点完毕，将有关河南运台古物造出清册，共计有铜器、陶器、玉器、织锦、编磬、书籍、甲骨等7大类4999件。2000年河南省运台古物监护委员会一行人来到河南博物院，将《河南省运台古物图录》郑重地交到河南博物院院长手中。

1998年，河南博物院新馆落成，院领导和业务研究人员盘点馆藏文物，发现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的数千件文物，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出版。尽管学者著述不断提及，但始终面目不清，有必要和台北同行进行共同研究。

1999年河南博物院代表团到达台北，与台北历史博物馆签订了《两馆友好合作意向书》。两馆就“郑公大墓青铜器”学术研究项目组成了两馆联合学术小组，2001年在两岸同时出版繁简两种字体的《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一书。这是两馆研究人员首次联手合作的科研项目。

李宏说，此书的出版，实现了郑公大墓文物的纸上重逢，不仅是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的成果，更是两馆跨世纪合作的学术工程的起点。此后，双方还进行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的学术合作以及联合举办展览活动。

别来沧海事，乡心两处同。20多年前，经过两岸文博人的努力，分散收藏在不同博物馆的郑公大墓文物实现了纸上相遇；在这批文物出土百年之际，通过本报的融媒系列报道，莲鹤方壶“家族”的现状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实现了“云团聚”，相信这批国之重器、民族珍宝在现实中相会的梦想也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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